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呼唤散文的古典美

徐 可2023-11-09615人已围观

简介中国现代散文发展至今,似乎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:一方面写作队伍空前庞大,另一方面却没有出现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。鲁迅所说的“散文小品的成就,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”的繁荣景象已一去不复返,鲁迅、周作人、朱自清、梁实秋这样的散文大家成批涌现的景象也不复出现。不少人似乎患上了“散文焦虑症”,连“散文家”这个称谓都连带受到歧视。


呼唤散文的古典美

  

徐可,江苏如皋人,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、哲学博士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启功研究会理事,高级编辑,《文艺报》副总编辑。致力于散文写作实践和理论研究,兼及小说、评论、报告文学等。主张真情写作,提倡向传统学习,发扬中华传统散文的古典美。作品散见各大报刊,被《新华文摘》《小说选刊》《散文选刊》《中华文学选刊》等广泛转载,不少作品入选多种年度选本和语文课本,并被多地作为中考高考范文。结集出版的有《三读启功》《为了我们的明天》《三更有梦书当枕》《三更有梦书当枕(之二)》《现代名家小品赏析》等,译著有《汤姆·索亚历险记》《六个恐怖的故事》《热水河》等。曾获中国新闻奖、丰子恺散文奖、中国报人散文奖、冰心散文奖等。

 

中国现代散文发展至今,似乎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:一方面写作队伍空前庞大,另一方面却没有出现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。鲁迅所说的“散文小品的成就,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”的繁荣景象已一去不复返,鲁迅、周作人、朱自清、梁实秋这样的散文大家成批涌现的景象也不复出现。不少人似乎患上了“散文焦虑症”,连“散文家”这个称谓都连带受到歧视。

其实,当下散文创作并非如此不堪,一些优秀作品已经大大超过前人。当然,总体状况不能令人满意,我们还是要认真思考散文振兴之道。关于这个问题,七嘴八舌,各有高见。我的主张是:当代散文要回望传统,从传统中汲取营养,重现中华散文的古典美。

近年来,我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这个观点。2016年,我在一个以“散文的源脉与未来”为主题的学术论坛上发言之后,会议主持人半开玩笑地说我是“文化保守主义”。在此之前,我并没有这样的自觉。经此提醒,我意识到,这恰恰是需要强调的。周作人说过:“我相信新散文的发达成功有两重因素,一是外援,二是内应,外援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的影响,内应即是历史上的言志派文艺运动的复兴。假如没有历史的基础成功不会这样容易,但假如没有外来思想的加入,即使成功了也没有新生命,不会站得住。”由此可见,中国现代散文的成功,既得益于中国深远悠久的历史,也得力于外国文学的输入,这两条腿是缺一不可的。然而,当下的不少散文恰恰少了一条腿。所以,它站不起来。

散文在我国源远流长,有着悠久的历史、深厚的根基和优秀的传统,涌现了许多杰出的散文家和优秀的散文作品。古人对散文的理解一直比较宽泛,通常是与韵文相对而言,泛指除诗、词、曲以外的一切不押韵的文章。直到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,一批文学革命的先锋们吸收、借鉴国外的散文样式,对中国传统的散文文体进行了大胆的改造,一改往日旧散文概念的宽泛、庞杂,而趋于后来的狭义、单纯,使散文文学性的面目日渐清晰。1921年,周作人发表了《美文》,首次提出“美文”的概念。后来又在《自己的园地·自序》中明确提出了“抒情的论文”概念,将叙事、抒情、议论性文章并列为散文的品种,与我们现行的散文分类几乎完全一致。“五四”以后,散文创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,出现了一个光色斑斓的新高峰。

与其他文体相比,现代散文是最早成熟的。由于有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散文传统,以及作家们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,并与外国散文创作方式及理念相糅合,使散文的生命力格外旺盛并不断传承下去,这是其他文学体裁所不具备的。

在我国古代,散文是一种高贵的文体,古人以写出好文章为荣,诗词、歌赋、戏曲、小说都不能与它相提并论。时至今日,散文已经脱去贵族气,回归人间,成为大众写作的最平常的文体。但是我们不能数典忘祖,不能丢了前人创造的这笔宝贵财富。中国古代散文从上古延续到晚清,是一座内涵丰富、数量庞大的文化宝库。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,散文承担着其他文体难以取代的巨大的社会作用。如果我们能够沉潜下来,静下心来,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散文的古典美并将之发扬光大,我们今日之散文是否可以达到一个更新的境界?

那么,我国古典散文中有哪些传统值得我们继承弘扬呢?什么样的散文才有古典美?我想到了香港作家董桥的一句话:“散文须学、须识、须情,合之乃得Alfred North Whitehead(阿弗烈·诺夫·怀海德,英国数学家、哲学家)所谓‘深远如哲学之天地,高华如艺术之境界’。”我认为这三点就是古典美的内核,至少是重要内容。不过,我把顺序颠倒一下,散文须情、须识、须学。我认为,“情”是第一位的。

首先,散文须有“情”。

一个“情”字,令古今多少文人魂牵梦绕、失魂落魄。“问世间,情为何物,直教人生死相许?”不光诗词中是这么写的,古往今来的很多优秀散文都是至情之文。

散文须有情,唯有真情能动人。真情,是散文的灵魂,奠定了中国散文古典美的基础。白居易说:“感人心者,莫先乎情。”刘勰说:“登山则情满于山,观海则意溢于海。”古代很多散文名篇,之所以能流传千载,首要在于为文者秉有真情实感,以气为主,为情而设文,而决非为文而造情,无病呻吟。韩愈的《祭十二郎文》,归有光的《项脊轩志》,冒辟疆的《影梅庵忆语》,沈复的《浮生六记》,无不是以情动人的散文精品。就连司马迁写《史记》,都带着丰沛的感情,多次感极涕下。“余读《离骚》《天问》《招魂》《哀郢》,悲其志。适长沙,观屈原所自沉渊,未尝不垂涕,想见其为人。”“余读孔氏书,想见其为人。适鲁,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,诸生以时习礼其家,余祗回留之,不能去云。”

散文须有情,这一点为绝大多数作家所认同。散文理论家林非把“真情实感”定位为散文创作的基石,甚至提升到本体论的地位。1980年前后,巴金连续发表了《说真话》《再论说真话》《写真话》等文章,倡导散文要说真话,抒真情,要“当作我的遗嘱来写”,要“把心交给读者”。莫言也说:“关于散文的写法,说法很多,如果让我说,那就是一个‘真’字,真心真情真感觉。有真乃大,有真乃美。”贾平凹更是直言不讳:“散文写作有无限的可能性,但真情是最基本的,也是最重要的,没有真正触动你的东西,没有你体会的东西,就不要写散文。”一篇散文如果没有真情实感,那就“好像是出了气的烧酒,一点味道都没有”了。

抒情性本是中华散文的一个重要传统。然而,现在很多散文没有感情。一些作家愿意炫技,但就是羞于谈“情”说“爱”。他们不愿意、不屑于抒情,把抒发感情视作一件丢人的事情。当然也有很多人是根本无情可抒,因为他们心中本就没有感情。还有一些散文,虚情假意,矫揉造作,无病呻吟,令人生厌。有的人反对散文有真情实感,这一点我坚决反对。我始终认为,强调散文创作的真情实感,这是一点错误都没有的。散文相对于其他文学门类,距离作者的本心最近,是人生境界的展示,是作者真情实感的流露与审美情趣的呈坦,理应得到我们的尊重与潜心追求。

散文要有真情实感,但是有了真情实感,不一定就能写出好的散文。首先这种感情应该是健康的,积极向上的,同时还应该是独有的,有其与众不同之处。其次,感情的表达,一定要内敛、节制、含蕴、引而不发,切忌煽情、滥情、矫情,要达到“此时无声胜有声”的效果。这也是东方人的审美特征。当前散文在情感表达上的最大问题,在我看来是许多散文作者不善于将日常情感转化为审美情感。很多读者读了我的《父啊,我的父啊》《告别》等散文,都深为感动,甚至把前者称为当代版《背影》,那是因为我是情之所至不得不发,而非刻意为之。

说到真情实感,必然涉及散文的真实性问题。散文作为一种表现自我、表达自我情感的文体,真实性是它的生命。这不是说散文必须亦步亦趋地描摹生活原貌,而是说作品中的基本事实和情感褒贬必须是真实的,不能虚构;至于对一些细节、局部事实和心理活动进行合理想象、发挥(或者称之为有限虚构)则是完全允许的。近年来,在散文创作中虚构已经成为一种风气或者说是时尚,对此我始终持保留态度。

其次,散文须有“识”。

《说文》曰:“识,知也。”《诗·大雅·瞻卬》:“君子是识。”唐代刘晏总结孔子等人的教育思想,明确提出“士先器识,而后文艺”的文艺观,强调“士”要先培养自己的胸怀、器识,培养自己对社会、对人生的基本信仰和价值观,然后才能学艺。

散文须有识,就是有担当、有见识、有胸怀、有格调。

散文要有责任担当,关注社会发展,关注时代进步,关注人类共同命运。中国散文素有“文以载道”的传统。“文以载道”乃散文之本,这是中华散文的“初心”。

可以说,中国散文形成之初,就不是为作文而作文,而是自觉承担了较重大的社会责任,表现了当时人们最关切的问题。春秋战国时期,《左传》《战国策》中的那些文章,讨论的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,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。数百年后,曹丕在他的《典论·论文》开宗明义地概括道:“文章乃经国之大业,不朽之盛事。”白居易认为:“文章合为时而著,歌诗合为事而作。”纵观古代散文传统,占据绝对优势和统治地位的无疑是“文以载道”的创作主张。毋庸讳言,这里的“道”是有其历史局限的。明清之后,一些文人出于对“文以载道”思想的反动,倡导性灵小品。这一传统也为现代散文所继承。然而,必须看到的是,此“道”中如“仁政”“民本”“忠信”等观念也有积极、合理的一面。而且,所谓的“道”,并不是一成不变的。我们对“道”要以发展的、与时俱进的眼光去看待,不能一提到“道”就是保守、正统、僵化。“道”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,不是简单的政治说教或道德教化。“道”在不同的历史语境、不同的政治环境中有不同的内涵,因而文以载道根本的内涵是时代与文学的密切关联。另一方面,“载道”与“言志”也不是必然矛盾的。一般而言,“言志”类散文以“自我”为中心,把散文作为个人化的文体,突出个人经验对于散文写作的意义。他们倡导散文要平和冲淡,主张散文要絮语化、闲适化。但是,他们的散文也是服务于一种时代的要求的。一些散文家正是从这里出发,真诚地表达着自己在献身社会理想过程中所收获的情思与感悟,其笔下的精神言说由“载”他人之“道”很自然地转化为“言”自己之“志”,体现了高尚的人格操守和永恒的生命境界,从而使作品走向生动鲜活与恢弘劲健。

散文要有开阔的胸怀,高远的境界,卓越的见识。借用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概念,就是要有“气韵”。这里所说的气韵,主要是指散文的思想和哲学理念。作家对社会、对人类、对世界、对一切事物要有自己的认识和判断。如果一个作家没有明晰的、积极的价值观,他的作品不会有思想的力量,而没有思想的散文一定是速朽的。优秀的作家,必须能够“仰观宇宙之大,俯察品类之盛”,做到“揽天地于形内,挫万物于笔端”。宋人罗大经在《鹤林玉露》中说,李白、杜甫之所以为“诗人之冠冕者,胸襟阔大故也”。又说:“韩退之识见高迈。”说的就是他们视野开阔、境界高远、见识卓越。当代散文家应当追求胸襟开阔,意旨高远,思想深邃,让笔下作品烛照社会,提挈人心。我写《司马迁的选择》《启功先生的文化品格》等散文,都是带着这种文化自觉的。

再次,散文须有“学”。

散文有学,我的理解,一是有文化底蕴,二是有文学素养。

先说后者。

散文被称作“美文”,应该是美的,这种美首先体现在语言上,只有优美的语言才能营造出优美的意境,才能传达出美好的思想。语言是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,语言美是散文美的重要标志。散文的语言应该讲究,必须讲究。

古代文人特别重视语言,古典诗词也好、散文也好,都有炼字炼句的传统,所谓“吟安一个字,捻断数茎须”。有人反对雕琢文字,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。过度的雕章琢句甚至以词害意、雕琢伤气,当然是要反对的。但是作为语言的艺术,文学创作必须重视语言。汪曾祺说:“写小说就是写语言。”又说:“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,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。”这话有点绕,但是一语中的。你不写好语言,哪来好的小说、好的诗歌、好的散文?思想又何处安放?我始终认为,散文的语言应该是美的。这种美不是堆砌华丽的词藻,而是通过语言的有效运用营造出美的意境。同时散文的语言又要明白晓畅。韩愈说过:“文从字顺各识职。”文章要表达清楚,行文自然妥帖,不矫揉造作。散文的语言,既要典雅精致,又要明白晓畅。这是一种好的文风,是对祖国语言的尊重,也是对读者的尊重。现在不少散文的语言,要不苍白无味,要不雍容华丽,要不粗鄙不堪,要不佶屈聱牙。我们提倡有难度的散文写作,这种“难度”体现为生活深度、思想高度和精神力度,但绝不要制造“有难度的阅读”。能把文章写得让人看得懂而又喜欢看,这是本事;把文章写得云山雾罩不知所云,那叫无能。

再说前者。散文有学,要有文化底蕴、有学识修养。

散文写作,光有漂亮的外衣还不行,还要有内在的品质。古人说:“腹有诗书气自华。”这是说读书与人的气质的关系。一个人读的书多了,他的谈吐自然而然地就会卓尔不群、与众不同,散发出独特的魅力。一篇散文,如果没有文化底蕴、学识修养,就算写得再好,也是苍白的、浮泛的、空洞的。

当今散文一个很大的不足,就是没有文化底蕴和学识修养。很多作品,技巧上不可谓不娴熟,表达上不可谓不细腻,可是缺少思想底气、学养底蕴、人格力量,所以缺少了散文最重要的东西。学者柳鸣九曾经引用诗人卞之琳的一句话:“他很善于表达,可惜没什么可表达的。”真是太经典了!有鉴于此,他大声呼唤“学者散文”,这不失为一条可取之路。我们需要一批有学者底蕴的作家,来改变目前散文创作中“善于表达却无可表达”的窘境。散文作家们更需要有意识地提高自身的哲学思辨的逻辑思维能力,强化历史文化知识的积累,努力使自己成为学者型作家。

有“情”、有“识”、有“学”,佐之以“才”,庶几能够撑起一篇优秀散文了吧?如果因此而达到“深远如哲学之天地,高华如艺术之境界”,那么应该为我们的散文额手称庆了。

 

本文刊于《雨花》2018年第3